美國的結構性種族歧視政策，如20世紀的紅線劃區（redlining），對健康結果的影響逐漸受到重視。紅線劃區是1930年代由美國房屋貸款公司（HOLC）制定的城市住宅評等制度，將非白人與低收入群體集中在被標示為”危險”的D區，限制其貸款與財富累積機會，即便1968年被廢除，其影響仍持續至今。本文發表於《Diabetes Care》的研究，首度探討歷史性紅線劃區與妊娠糖尿病（GDM）風險的關聯，並評估孕前BMI與社區剝奪指數（Area Deprivation Index, ADI）是否為中介因子。
研究結果顯示，居住在歷史上被標示為C級（明顯退化）與D級（高風險）社區的孕婦，其GDM風險顯著增加，其中44.2%與64.5%的風險分別可由孕前肥胖與社區剝奪解釋。此研究揭示歷史政策遺緒透過環境與個人健康風險交織，對妊娠結果造成不平等影響。
研究設計
本研究使用2008–2018年美國南加州Kaiser Permanente系統內86,834筆單胞胎出生紀錄。研究對象排除多胞胎、死胎、既有糖尿病與資料不完整者，最終分析對象皆居住於洛杉磯與聖地牙哥HOLC劃區內，並可對應當代ADI數值。
紅線劃區暴露定義根據孕婦居住地址對應的HOLC分級（A至D），其中A為對照組，代表”最佳社區”。研究採用多層次邏輯斯回歸模型分析紅線劃區與GDM之關聯，並使用Inverse Odds Ratio Weighting方法進行中介分析，探討BMI與ADI是否為其中介路徑。所有模型均調整孕婦年齡、種族、教育程度、所得、抽菸習慣與郵遞區號隨機效應。
研究結果
本研究納入的86,834名孕婦中，GDM發生率為11.67%。與A區比較，居住於：
- B區（尚可）：GDM風險增加20%（aOR 1.20）
- C區（明顯退化）：風險增加22%（aOR 1.22）
- D區（紅線劃區）：風險增加30%（aOR 1.30）
進一步的中介分析顯示：
- 在D區中，BMI中介效應佔總效果的44.2%，ADI佔64.5%，顯示社區剝奪對GDM風險的貢獻甚至超過個人肥胖。
- C區則分別為32.2%（BMI）與41.5%（ADI）。
- 整體呈現明顯的劣等區與GDM風險之劑量反應關係。
敏感性分析亦支持上述發現，即便納入更多混雜變項（保險、國籍、年產次等）後，C與D區的GDM風險仍顯著高於A區。
討論
此研究為首次以全國級資料驗證紅線劃區與GDM風險之關聯，並深入分析其潛在中介機制。研究指出，即便紅線政策早已廢止，其遺緒仍透過社區資源剝奪與生活型態限制，影響孕婦代謝健康。
歷史上被劃為紅線區的社區，普遍存在：
- 綠地不足、空氣污染與噪音高
- 健康食物取得困難（food deserts）
- 行人不友善的環境與公共交通不足
- 醫療資源與健康教育缺乏
這些環境壓力會促進肥胖與慢性壓力相關的代謝改變，如HPA軸活化、發炎與氧化壓力，進而增加GDM風險。
從臨床與公共衛生觀點，本研究具有高度實用意義：
1. 風險評估納入居住社區歷史背景與當代剝奪指數，有助於早期辨識高風險孕婦。
2. 肥胖防治不應僅聚焦個人行為改變，也需結合社區營造與政策干預，如增加健康食物可近性、提升孕期體能活動空間。
3. 針對紅線區的孕婦應優先提供強化型妊娠照護與教育資源，如營養諮詢、糖尿病篩檢與早期介入。
在台灣，目前尚未有針對「社區剝奪指數」作為妊娠風險評估工具的系統性應用。傳統上我們對於妊娠糖尿病的危險因子，多半是從個人健康資料取得（基本的身高體重，家族史，過去病史等等），並未列入環境因子作為考量。但是從上述環境會影響妊娠糖尿病發生率的個案來看，在妊娠糖尿病的預防策略（針對高風險因子提早做預防措施）或是早期妊娠糖尿病篩檢（在懷孕初期針對高風險患者提早診斷妊娠糖尿病），如果遺漏環境這個危險因子，可能會讓一群病患錯失提早預防或是提早診斷的時機。然而，在國內缺乏對應的評估工具下，如何納入環境因子，這可能得等待國內相關的研究。
結論
歷史性紅線劃區為結構性種族不平等的具體體現，其對妊娠糖尿病的影響，部分透過孕婦肥胖與居住環境貧乏所中介。本研究提醒臨床與公共衛生領域，應將「居住地社區背景」納入妊娠健康風險評估，並發展多層次介入措施，以減緩代際間健康不平等的持續擴大。